股票配资推荐网 “我才是我妈妈的限制”

股票配资推荐网 “我才是我妈妈的限制” | 我们这一年

股票配资推荐网

▲学生的美术课作业展示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我在回访时和学生们聊天，话题总是沉重的。他们单薄的身体里藏了一层又一层焦虑、窘迫、孤独和迷茫。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发自成都、西昌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我才是我妈妈的限制”

我刚走入绘画课的教室，准备坐下来旁听。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眼睛发亮，一前一后冲我说：“老师，你知道吗？她和我的经历一模一样。”“我们爸妈死的方式一样，以前的工作也一样。”我怔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两个小姑娘看起来是开心的，跟以往提起她们父母时的语气不同。

2025年8月，我在“壹个村小”组织的暑期夏令营支教，教授阅读和写作两门课。作为关注乡村教育的公益团体，壹个村小的日常工作是给家庭困难的初高中学生找一对一的捐助人。每年暑假，他们会在受捐助者中选取成绩优秀的初一、初二学生，将他们从山区接到成都，开展为期三周的夏令营。

壹个村小的社工在介绍受捐助学生的整体情况时说，在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如果一个家庭需要陌生人的资助，大概率出现了特殊情况，如死亡、疾病、分离。

两个小姑娘都选过我的作文课。第一节课上，陆彤几乎不说话，让她回答问题时，她保持沉默或者说“不知道”。最后十分钟我让学生练习片段写作，记述一件不想忘记的事情，只有陆彤不写，她说没有不想忘记的事。我坐到她身边聊天，她开始跟我讲起家庭情况。爸爸曾是建筑工人，失去了一只眼睛，妈妈喝农药自杀了；她最后一次看见妈妈，是爸爸把妈妈送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问：“你觉得妈妈爱你吗？”陆彤说：“爱。”“为什么？”“从妈妈跟我的相处中能感觉到。”“那你最不想忘记和妈妈相处的哪一件事？”“我都不想忘记。”“可是我们的记忆是很不靠谱的，所以要写下来。”第二天上课时，陆彤带来了课后写的片段。她回忆了上小学时妈妈来校门口接她放学的情景。那时她爸爸常年在外打工，操持家务事和农活的妈妈总是累到一回家就倒头睡觉。但这个女人每周去镇上接女儿放学，都提前在人群里等着。

另一个小姑娘陈溪是活泼要强的性格，写一手挺括飞扬的字。陈溪写的是爸爸葬礼上的场景。她爸爸28岁的时候自杀，那一年她5岁，对葬礼的印象并不深刻。她只是清楚地记得那张遗照，除了遗照，她没见过爸爸的其他照片。

作文课的结课作业要求写一篇完整的记人叙事的文章。陈溪既没有写爸爸，也没有写相依为命的妈妈，而是编了一个古代将军的故事。我没有让她重写，尽管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逃避。

最后一节课，我给学生们讲如何从矛盾的特征中发现价值，其中一则阅读材料节选了记者安小庆的报道《平原上的娜拉》，一个农村妇女在闭塞的环境中向往自由，既想追求个性，又不得不遵守规矩。我问学生们，自己和女性长辈有没有受到过观念和环境的限制。陈溪说：“没有，我才是我妈妈的限制。”

▲夏令营的傍晚，学生在自由活动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很难量化

涯人对陈溪妈妈的印象很深，她有一对说起孩子会湿润的眼睛、一双在流水线上接触化学药剂而红肿的手。2024年涯人本科毕业，在壹个村小做实习生，年底走访学生家庭时，在云南省H县一个工业园区的宿舍见到陈溪妈妈。

陈溪妈妈原本在村里当全职主妇。她的丈夫是货车司机，通过借钱和贷款买了辆小货车，常年在外跑车。2017年丈夫自杀后，小货车抵押给银行，还清了贷款，向亲戚借的债全压在她身上。她没有文化，也没有技能，她的母亲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都上过学，只有她没去。她把两个孩子留给长辈，独自去昆明的工地打工。陈溪升上H县的初中后，她回到县城，在中学附近找了间工厂做活，工资更低了。但是，陈溪周末放假时能来找她，母女俩一起睡不足一米宽的宿舍床铺。

涯人后来成为了陈溪的捐助人。壹个村小有一套认定捐助的程序，首先委托在有合作的学校发放申请表，学生在申请表填写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和申请理由——需要详细填写家里有多少亩水田、多少亩旱地，是否有经济作物，家里养了哪些牲畜，家庭成员打工从事什么工作，是否领取国家补助。

学生们的申请理由写满了他们的忧虑——

“我申请就想减轻父母压力，他们零工找不到很多，平时交学费、伙食费可能要借。我饭量也比较大，申请了我想应该可以吃得饱一些，更好地去学习。”

“十年前，因为我父亲会家暴、赌博，为了避免我们在这种不良环境中成长，避免受到侵害，母亲带着我和我弟离开了那里。现在我正在读高一，我弟在读初二，全靠我母亲一个人打零工抚养，所以我想申请助学金为母亲减少负担，也可以更加努力地学习，不让帮助过我的人失望。”

初步筛选申请表的依据是劳动力与子女受教育人数的比例。以高中为例，两个正常劳动力可以供养两到三个上高中或大学的孩子，超出比例的家庭进入第二轮学生面谈；最后壹个村小的工作人员会通过实地走访学生家庭来判断是否需要捐助，捐助的金额定为哪一档。初中生的捐助不考虑成绩，助学金为每学期600元至1000元，高中则要求学生成绩排在全校的前50%，助学金为每学期1000元至2000元。

“我们是要一轮一轮地把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筛选出来。”涯人说，她会细致地询问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包括学生吃一顿饭要多少钱，是不是每顿都吃，回家要多少钱，多久回来一次。大多数情况下，涯人访问的家庭是符合捐助标准的。她还记得第一次下乡时去的那户人家，满地是泥，连日的大雨冲坏了他们的猪棚。第二年回访时，她问起猪的情况，孩子告诉她有一只猪生病了，最后家里所有的牲畜都死了。

涯人生活在城市，过去意识不到偏远农村的残酷。“你要卖掉一只羊才可以获得一笔钱去上学，要交资料费又需要卖掉一只猪。他们没有存款，靠天吃饭，粮食和猪肉的价格发生一点细微的变动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他们没有做决策的能力和胆量，通常是农作物涨价了，别人都去种，他们才跟着种，前面的人吃到市场红利，他们的收获就砸在手里。”

▲周末，社工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涯人也遇到过存心欺骗的家庭，家访时故意带他们去老房子，隐瞒自己建有新房的事实，可是老房子里没有孩子生活的痕迹。除此之外，这家人还隐瞒了真实的受教育人数，有一个女儿并没有上学，而是在周边打零工。尽管这仍是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但没有达到必须依靠他人捐助的地步。

另一名社工告诉我，实际上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很难量化。“50只羊”“三亩地”到底值多少钱没办法准确估计，每个社工都在理性计算与现场感受之间权衡。她不认同只去计算数字的绝对理性的做法，有的家庭的艰难程度，只需站在现场就能感受到。有一次，她走访了一户人畜混居的家庭，他们站在门外聊天，抽一支烟的功夫，苍蝇落了满身。

希望孩子们的人生多一些选择

2025年9月，我跟随壹个村小去凉山彝族自治州回访学生。大凉山区海拔较高，遍布山地，县城的面积不大。有些中学、职校建在城郊，举目望去，四周都是山脊。每年3月和9月，新学期开学后，社工会去学校看望受捐助的学生，确认每个人是否收到了助学金，单独开导有烦恼的学生。

▲一个同学在回访表上画的画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回访时还要收取学生们交来的回访表，上面通常写着他们最近的学习情况、家庭变动、人际交往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有的学生直接向社工和捐助人提出人生问题，“努力是为了什么？”“一个人怎么才算长大？”还有学生会分享假期打工的经历：去县城烧烤店当服务员，从下午5点上班到凌晨3点；跟着亲戚去山里采摘花椒，手上被花椒刺扎满黑点。

有时学生的来信也会被发布在公众号上。壹个村小的负责人庚希望捐助人能够理解学生，包括理解有的学生为什么成绩不好，为什么最终辍学了。“他不一定是不努力的，当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没有人教他基本的东西，努力是很难的。”庚觉得有时候成绩并不重要，只是希望孩子们的人生多一些选择。

2008年，庚和同伴在资助人的支持下成立壹个村小，初衷是给教育资源贫瘠、基础设施简陋的乡村小学提供帮助。他们给合作的小学招募支教老师，给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建立图书室，购置体育用品。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撤点并校”后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乡村小学很少再有物质上的困境，壹个村小的工作重心转移为对个体家庭的支持。

我在夏令营认识了十年前受壹个村小捐助的诗晴。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女孩子们读完初中后，大多数人会跟父母挑选的结婚对象走入婚姻，只有少数人外出打工，因为家里不放心。当诗晴的爸爸卖掉家里的牛，送她和姐姐读高中时，村里很多人不赞同，“最后反正都要嫁人。”

诗晴的爸爸是当地少见的不轻视女孩的人。诗晴的妈妈想外出打工见见世面，他同意在家照顾孩子。妻子在外地意外身亡后，他种地、当护林员养家。上山灭火摔断了腿，他不去医院，把医药费省下来供孩子读书。

但读书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变生活。诗晴的姐姐进入大学后，一直觉得自己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大二那年，她选择辍学，嫁给隔壁村的男人。诗晴记得，爸爸得知这个消息后，一个人静坐了很久。诗晴也经历过姐姐上大学时的不知所措，“不知道绩点是什么，不熟悉电子产品，抢不上课。”不过一年后她觉得自己能适应了，今年她读大三，正在准备考教师资格证。

▲学生在科学课上做手工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我在回访时与学生们聊天，话题总是沉重的。他们单薄的身体里藏了一层又一层焦虑、窘迫、孤独和迷茫。身边人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在这个世界里，有给不出钱而消失的父亲、离婚后远走外地的母亲、四散各地打工的兄弟姐妹、找不到活儿干只能依靠社保养家的爷爷奶奶……而他们想要做的是省吃俭用、努力学习、争取在一条陌生的路径里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壹个村小一对一捐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信息封闭，让学生们接触到更广泛的人，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鼓励。这也是壹个村小举办暑期夏令营的目的之一，让学生们能感受不同的教学方式，见识各行各业的分享者，带着他们参观博物馆，体验城市生活。

▲社工到学校回访学生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在一所学校回访时，联络的老师帮我们召集学生，对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些钱对你们来说能解决部分问题，可能不多，但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些钱来得也不容易，给钱的不是什么大老板，都是社会上有爱心的普通人。如果以后你有能力，（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没能力，你就守住你的小家，不要给国家和社会添麻烦。”

“老师，我想抱一下你”

暑期夏令营的课程每年都在变化，早几年只有英语和兴趣课，现在英语仍是必修课，也提供绘画、心理疗愈、科学实验等兴趣课程，但语文、数学、物理课程的比例在上升。老师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夏令营到底是该提高学生们的成绩，还是要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初一、初二的孩子，已经明显感知到学习的压力。我在入营考试的语文试卷上出了一道诗歌仿写题，一个初二的男生写道：“我不是考试机器/也不是只会学习的工具/我只是一位少年/在寻找童年乐趣/我不是一只猪/也不是一个蠢材/我只是你的孩子/在学习中挣扎。”

杨先生教授物理，他六十多岁的年纪，腰椎不好，在办公室时，常站在我课桌后的窗前。有好几次，他拿着学生不及格的试卷和作业向我感慨：“他们的物理和数学成绩太差了。”杨先生严格地安排学生写作业，担心他们在日益内卷的教育比赛中没有竞争力。

▲课间，学生在教室外空地打羽毛球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语文是相对轻松的科目，但我也明显感受到学生们语言上的匮乏。他们写诗用得最多的意象是小花、小草、大树，句子只有主谓宾语。写人物片段时，有的学生口头上能讲出生动的故事，但写下来的总是那一套情感上先抑后扬、带有戏剧性冲突的事情。我需要一次次地用问题和练习引导他们，对生活的感知比好词好句重要，追问自己的内心感受比套用体面的范式更动人。

最后一节课阅读课我选了几首现代诗，我希望用诗歌细腻的、跳跃性的、充满想象的语言打破学生的语言限制，唤起他们的情绪感知。学生们的解读有时会让我感到惊喜。读到北岛的诗句——“在我和世界之间/你是鸿沟，是池沼/是正在下陷的深渊/你是栅栏，是墙垣/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一个孩子说，“‘你’让我恐惧，也让我安心。”课后，我把这句话分享给十分关注他的杨先生，杨先生的眼睛立刻湿润了，“这可能是他个人情感的写照。他的母亲离开了他，在他生病的时候都没回去看望，他抑郁休学了一年。”

在课上我们一起读沃尔特·惠特曼的《一个孩子向前走去》，我问学生们，过去生活中的什么事物组成了你。一个叫牧阳的男生写：“泥田里的小泥鳅，路旁奇异的树枝，树上悠长而深邃的蝉鸣声，饭桌上母亲不喜欢吃的谎言。”

▲牧阳每天傍晚都会去打篮球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

牧阳身材高大，长相成熟，在一群男生中会充当“孩子王”的角色。他喜欢打篮球，每天傍晚要打一个小时，我以为他一定会写篮球，没想到他写了从未提及的妈妈。之前有老师告诉我，因为家庭原因，牧阳有着典型的大男子主义的思想，曾在去年的性别教育课上说“男人的手就是用来打女人的”。他的父亲长期家暴，打走了几个女人，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

夏令营结束的前一天，我独自坐在办公教室里，牧阳走进来向我道别。说着说着，他就哭了，“谢谢你给我表达真实自己的机会。”

最初报名去夏令营，我是为了了解一对一资助的模式。2025年2月，社交平台上的一条热门帖子“捐助的初二学生辍学成了厂妹”让我第一次关注到这个话题。后来，我又看到被广泛转发的演员陶昕然关于捐助留守女童的演讲，她说：“我之所以帮助她，只是因为我想帮助她，与她是谁她是否优秀没有关系……她只是上了职高，现实就是这样。绝大多数资助的孩子没有出人头地，只是比当初的处境好了一点点，但是这就足够了。”我想知道捐助者和被捐助学生的故事。但在夏令营待的时间越久，我越发现，来这里的社工、志愿者、学生，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支持、理解和爱。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女生秋露没有选过我的课，我注意到她是在陪学生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学生们难得外出，秋露请我帮她的朋友拍照，说她拍得不好，但她从来不要求给自己拍，还会不好意思地推脱。我觉得秋露总在照顾别人的感受，似乎没有自己的需求。我跟其他老师分享这个细节时，美术老师告诉我，秋露刚开始上课时总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最后做完一件作品，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想要完成某件事情”。

后来杨先生给我看秋露的假期生活安排表，早上6点起床捡菌子，上午写作业，中午做饭、洗碗、捡菌子、找猪草，下午写完作业后又开始做饭、洗碗，晚上一直写作业到22点。她在家里也一直是承担做家务、照顾他人的角色。